秋禊雅集图 

镜心 设色纸本   

作者 张大千 

尺寸 78×34cm  

创作年代 1944年作 

题识：甲申秋禊第七集写为君惠道兄即乞法教，大千张爰。

钤印：张爰之印、大千  

赏析:

高蹈清逸 文人雅集 ---张大千《秋禊雅集图》赏析 “雅集”，是中国历代文人名士以诗会友、以画达意，进行园林宴游的一种集会。魏晋时期的“竹林七贤”因提倡玄学清议，隐逸山林结为竹林之游，开文人雅集的历史端绪。东晋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记载了魏晋名士“兰亭修禊”、“曲水流觞”的雅集活动，传为千古美谈。“修禊”作为魏晋时期固定于阴历三月上旬举行的祈福活动，以水边嬉游来消除不详。后世文人出于对魏晋风度的向往，纷纷以“雅集”的形式效仿之，来进行弹琴赋诗、题石作画、谈禅论道等活动。文人雅集也因其丰富的文化象征性，而成为历代画家乐于表现的题材，它既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，又是对文人之间聚散离合的情感抒怀。在古代的“雅集图”中，最有名的莫过于北宋李公麟的《西园雅集图》。此后，元明清的文人画家也多写“雅集图”，来追慕和象征文人高雅的精神气质。 在民国，古风盎然的“雅集”依然为文人士子所崇尚，各种书画社团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定期举行书画集会，切磋艺事，互为交游。1933年，“正社书画会”成立于江苏苏州，由吴湖帆、陈子清、彭恭甫、潘博山等四人发起组织，张大千也为该社的成员之一。在同年中秋前昔，于苏州惠荫园举行诗词书画的雅集盛会，吟诗作词、对酒高歌、观园赏棠，成为近代文苑艺林中的盛事。对于这次“雅集”的记载，有号称“江南才子”的范烟桥和常州词人谢玉岑的文章诗词传世，另外，张大千也效“兰亭秋禊”的典故而作《惠荫园秋禊图》加以纪念。此后，张大千绘制过多幅“秋禊雅集”的作品，并在抗战时期迎来了这种“雅集”题材的创作高峰。 此帧《秋禊雅集图》作于1944年，此时张大千已完成历时两年的敦煌之行，并积极往返于成都、重庆作“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”的巡回展览。在此期间，张大千名声大噪，广为交游集会，构思了多幅以“雅集”为题材的作品，其中尤以1945年在成都昭觉寺创作的八屏《西园雅集图》为集大成者。可以想见的是，从张大千早期作《惠荫园秋禊图》记录在苏州惠荫园中的文苑盛会，到抗战时期借“西园雅集”题材来抒发自己对故人交游的缅怀之情，“雅集”在现实层面和精神维度上均是其重要的书写题材。从题跋上可知，此图象征的是甲申（1944年）秋季的第七次交游活动，是张大千为友人刘道龢所写。刘道龢，字君惠，四川华阳县人，擅书法、精音律诗词，毕生从事教育工作，抗战时期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。他与张大千的交游关系还体现在张的多幅作品中，如40年代张大千在成都为川剧演员祝婉秋写照时，刘道龢以“帘外竹芊芊，窗间人独坐，原来竹与人，究竟无两个”为作品题诗。另外，在张大千1943年为友人滨莽所作的《绿波春远》手卷中也附有刘的题跋。从中可见，抗战后期在重庆、成都等大后方所盛行的文化人之间的交友风气。 此外，值得关注的是张大千在此幅《秋禊雅集图》中所运用的绘画形式。“雅集图”最初是希望能够真实地记录所举办的文人集会活动，如《西园雅集图》中的人物身份均能够一一辨别。但从明代开始，“雅集图”在视觉上分化出两种判然有别的审美趣味，一类表现为对参与雅集文人的身份标榜，注重人物面部精神的刻画；另一类则极力消解文人的个体差异性，以简略甚至不辨面目的形象置身于山野丛林之中，仅作为“雅集”的精神符号而存在。张大千此幅作品的绘画语言即属于后者。图中以五株古树环抱而成一庭园环境，古木参差各异，或挺秀直立、或欹侧相合，笔致娴雅工致，设色清新明丽，营造出一派秋高气爽的意境。在林下，一群高士正在悠游宴集，他们或坐或倚、高声畅谈，三个童子侍奉其间，人物存形细小，虽被完全纳入庭园的主体结构中，但仍强烈地传递出文人雅集所标榜的高蹈清逸的理想境界。此帧张大千的《秋禊雅集图》，既于题材和历史渊源中传递着丰富的人文气息，又在笔法设色和形式语言上透露出一股强烈的文人气息，可视为本次秋拍中的精品之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