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 阎立本 北齐校书图卷绢本80x240

该画为纵80厘米，横240厘米。据北宋黄庭坚题跋所记述的内容看，此图的后半已有所不同，图左的奚官、马匹已是后加，原来的半段早在南宋时已经丢失了。由此看来，现存的《北齐校书图》摹本已是后人拼凑的临摹之作。画面表现的是北齐天保七年（公元556年）文宣帝高洋命人校勘五经诸史的故事。

自西汉刘向首开校书之风以来，古书的校勘历朝都十分重视。《北齐校书图》相传是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大作。但据宋人黄伯思称，他所见画本其人物华虏相杂，认为是杨子华之迹无疑；不过他又说，当时画此图的不只一本。目前，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：杨作、阎作早已佚失，留传至今的是宋人的摹本。

图卷所画的是北齐天保七年（556年）文宣帝高洋命樊逊和文士高干和等11人负责刊定国家收藏的《五经》诸史的情景。图中共描绘三组人物，最右边是一文士，身着长衫，面目清秀，双手执卷，背对着其他人，正聚精会神地审读，看那专注的眼神，世外其他的一切似乎此时已和他没有关系。往左看出现了一个中心人物，他方脸宽额，满脸胡须，身着浅红衣袍，脚穿黑靴，坐于凳上，右手执笔，左手扶着书卷，好像是在给他面前文士批阅指点，而文士则弯着腰恭敬地手展书卷等待。在文士左边有一人拿着笔似在苦苦冥思，在他后面有一穿浅红衣服的书童背对着手拿物品正欲离去，另外有二仕女手拿物品在旁边静立而侍。中间有士大夫四人坐于方榻之上，榻上摆有餐盘，里面盛有菜肴，还有酒杯、砚台、箭壶、琴等物品，四人上身均穿透明纱衫，着吊带长袍，榻内正面一人大概是樊逊，正在认真地执笔书写；其余三人，一人侧身坐于榻边，右手执毛笔，左手举着似刚写完的书绢在专心审阅；另一人是背面，盘膝而坐，一张古琴的一角搭在左腿上，一角搭在榻边上，伸出右手拉住右边一人的腰带不让他下榻；右边此人似乎想要逃避喝酒正欲离开，用右手与人推搡，一个童仆正给他穿靴。榻旁围列女侍五人，均穿曳地长裙，挽相同发髻，或捧杯，或执卷，或抱凭几，或抱着靠垫，或提着酒壶，排列有致，顾盼生姿。画左侧有奚官三人，马两匹，一灰一黑，皆静立侧首观望，奚官三人面目不一。 [2] 

卷后为南宋范成大、陆游等五人的题跋。 [3] 

卷中钤有“宋康州观察使”、“同宁江军承宣使”印及梁清标、安元忠、怡亲王、陈树声、周寿昌、完颜景贤、金城等人鉴藏印。

创作背景

史书记载，北齐天保七年（556年），北齐文宣帝为了整理出书籍供皇太子学习，让当时颇有才情的官员樊逊和冀州秀才高乾和等11人在尚书省共同刊定群书，而书籍之所以如此混乱，与梁元帝萧绎还有着直接关系：萧绎在南朝梁承圣元年（552年）登上皇位，到南朝梁承圣四年（555年）江陵战败，沦为俘虏被杀，其间不过3年时间。更加糟糕的是，南朝梁承圣三年（554年）11月，当西魏的军队逼近梁的京城江陵，梁元帝自知无法挽回时，一把火烧掉南朝秘府所藏典籍24万卷。北齐组织的这次校书对于古籍的收集还是起到了一些良好作用的，在当时成为一时的文坛盛事，杨子华创作这幅画的时间可能就是在校书结束的几年，或者十几年之后，不会隔得太远。 [1] 

据宋代黄庭坚《画记》黄伯思《东观食话》等书记载，《北齐校书图》是宋摹本残卷，据画卷题跋，原为杨子华所画，唐代画家阎立本再稿。黄庭坚说他曾经看到过阎立本临的《北齐校书图》的粉本，其中人物仅士大夫就有12位，而他描写的的有一部分就与这幅留存下来的《北齐校书图》完全一致，可见现在看到的这卷并不是完整的画卷。

作品赏析

构图

《北齐校书图》描绘的是一个场景，通过一个场景来记录一个事件，使得画面中所有的空间得到整合，不会再因为内容变化的需要而被分割为数个片断，而是把事件的来龙与去脉放到了观向人的回忆与想象中。

形象

画面描绘的是5位士大夫坐在胡床或马扎上，或下笔疾书，或有所营构，或似欲逃酒却为同舍挽留，一面却还是让侍童为自己穿鞋，围绕他们的共有15人和两匹马在各自侍候，端砚的端砚，展卷的展卷，倒酒的倒酒，还有拿着衣服的、送来小几与枕头的、提来食物并送书信的；连牵马等待的也进了画面，内容丰富。 

此画中人物神情都描绘得很生动，画家用笔细劲流动，细节描写神情精微，设色简朴优美，整个画面既反映了北齐对古代文献整理的史实，又不乏诙谐、随意，给人一种轻松的艺术享受，画中人物的特征，已不同于顾恺之等人的“秀骨清象”。画中人物面孔都呈鹅蛋形，与出土的娄毅墓壁画相吻合。